言论自由作为人权重要的组成部分，一直在被国内外的学者所探讨。从通常的视角来看，国家政策取决于掌权组织的决定，人民的意见并没有一种强制性的力量可以主导政策的方向。但是，应该认识到的是，这一自由长期以来都在暗中深刻地影响着时代中一些实践方面的争论，与此同时，它也早已成为国计民生的一项重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人类最原始的社会开始，言论自由就在划分着人类社会的层次，当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当人类经过思想启蒙的洗礼之后，这一问题已经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地需要被解决。

人们对言论自由最迫切地需求来源于，没有人可以断定什么是绝对正确的，反之，也不存在这么一个人，他可以断言什么是绝对错误的。不难看出，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人类群体智慧的基础之上，而绝不是某些个人英雄所造成的。群体智慧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如个人智慧显得那么具有锋芒，或是那么具有前瞻性，但群体智慧最大的好处在于，分立的个体智慧在群体中产生博弈，最终融合的群体智慧在对事物正确性的判断上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

在人类心灵未臻完善的状态下，对于同一问题，若其想要探究其中的真理，那么只有通过意见分歧才能使真理的各个方面得到公平竞争的机会。举例来说，如果对于某个问题，某个人的说法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并且假设他的见解的确是正确的，那么，纵使是那些少数人的异议，也总是值得人们去研究，去辨析的，而如果社会将这种异议强制排除，那么，真理必然就会有所缺失，而这种缺憾，竟仍是建立在假设先前那人说法正确的前提下，可见，如果他的意见并没有那么正确，后果将会更加残酷。

这就是说，只要人们愿意甚至是被迫兼听多方意见，那么探寻真理便仍有希望。反之，倘若仅有一种意见主导了社会全局的舆论方向，那么这种单一的认同势必会硬化为偏见，人们心中所以为的真理便会被夸大为谬误，不复真理性。

人们永远不能确信，他们所排斥的意见必然是一个谬误的意见，即使他们确信，那么力图将这种意见拒之门外也是一种罪恶。

有人认为既然人类无法决定孰是孰非，那么就让时间来见证吧。但是必须认识到，无限的时间并没有意义，人们在利用时间去衡量人类发展史上的正确和错误时，势必要将时间切割，变成我们所熟知的“在那个时代”，“在这个时代”。而时间一旦被切割，其被神化的判断力就不显得那么可靠了。就如现在的人看过去的时代，总是能发现那个时代里的种种谬误，而这种谬误，很可能在当时却是社会的主流思想。

总的来说，人类自由的领域至少需要包含以下三方面。第一，思想和精神的自由。第二、言论的自由。第三、人与人之间联合的自由。若这三者有一者不满足，那么，就不可称之为是自由的社会。请注意，这里的自由并非毫无限制（事实上毫无限制根本不是自由），如果能仔细想一想，便可知道，这些都可以并且必须建立在不强迫或伤害他人的前提下。在人们享有自己的自由时，必须保证他人的自由不受侵犯。无论是什么人都无权剥夺这种权利。

如果社会的意识不加适当限制地完全凌驾于个人意识之上，甚至利用舆论和立法力量强行为之。那么，社会的权利也将彻底凌驾于个人权利之上。有人乐观估计，由于现状特殊，在将来，人们的权利将会得到更多的尊重和保证。但必须意识到，这种强制力越严重，这种趋势也将越持久，并且会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增长。所以如果无为，那么这样的乐观估计就并不值得相信。

言论自由冲击的将是社会群体对知识的认识。就像当年的苏格拉底、哥白尼一号人，当思想的革新如春风一般沐浴着人们时，社会那旧的顽石便会恼羞成怒地将其及其相关的事物抹杀。但是，尽管苏格拉底、哥白尼被当时的社会所扼杀，但是他们的思想却如日中天，散发着真知和求实的光辉，照耀着人们渴望真理的眼神。

在精神奴役的气氛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但是，在那种气氛中，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智力活耀的人民。

人们应当有自由思考并发表意见的权利，如之前所说，倘若这种权利和自由得不到保障，那么在人类智慧的发展上将会造成毁灭性的后果，而从长远来看，对于社会的进步也没有积极的作用。

有人说现在中国的教育存在问题，学生的个性得不到张扬，所有的问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多少年来，人们反复质疑教育改革，认为我们的教育并没有迎来真正的变革。但是，这种要求改革的声音喊了这么多年，为什么却得不到真切的解决？因为它触及了我们整个社会的风格，如何想象一个发言要经过各种过滤系统的处理才能被放出来的社会，却要去拥有一个充满自主和个性化的教育，如果孩子们都是这样被教育出来的，那么当他们成为这个社会的主导力量时就会发现，要么被扼杀的是旧制度，要么就是他们自己。

人们必须意识到的是，没有一件事不是由某一个人第一个发现或是第一个做出来的，当现代社会所有的成就被细分时，就会发现，每一件事物都必定由一个人最先发现，进而才由其自己或是某个组织去深入研究，得出成果。古人犹此，今人何为？既然现代社会仍然有许多还不尽人意的地方，那么每个人都应该相信，自己也许就是那个第一个发现的人。而建立起全社会的这种风气，势必需要交流的自由，也即言论的自由。

约150年前，一位英国的哲学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要以中国为前车之鉴。那个国族乃是一个富有才能并且在某些方面甚至也富有智慧的国族，因为他们遇有难得的好运，竟在早期就备有一套特别好的习俗，这在某种范围内也就是一些即使最开明的欧洲人在一定限制下也必须尊称为圣人和智者的人们所做出的事功。他们还有值得注视的一点，就是有一套极其精良的工具用以尽可能把他们所保有的最好智慧深印于群体中的每一心灵，并且保证凡是最能称此智慧的人将得到有荣誉有权力的职位。毫无疑义，做到这个地步的人民已经发现了人类前进性的奥秘，必以保持自己稳稳站在世界运动的前列。可是相反，他们却已变成静止的了，他们几千年来原封未动；而他们如果还会有所改进，那必定要依靠外国人。

再来看看我们现在的自然科学教育、“自主创新”、山寨文化，不禁怅然，每个人都应该思考，我们是否真的需要依靠外国人的成果才能在世界上站稳脚跟？中国的知识分子，你们又在哪里？